中国是一位理智的巨人，因此我们有了悠久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中国是一位略带偏激的文人，因此我们总可以在中国历史的角落里找到一些被人有意或无意遗忘的东西，让后人一次次的评论。

　　有人说这是一种悲哀，是的，说着话的一定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他热情，猛烈，有着几分怀才不遇的感慨；有人说这是一种魅力，因为这样，中国才显得与众不同，才配得起包罗万象这样的成语，说这话的人也应该是一个文人，他聪明，机警，有着几分把酒临风的得意。

　　在中国做文人是一件辛苦的事，他们必不可少，但永远不会是高贵一族；他们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主导。真正高贵的主导者往往轻蔑地称之为家伙。中国的社会里永远都不缺少泼冷水或唱高调的家伙，既然是被称为家伙，可见这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也有几分鲁迅所说的民族劣根。

　　中国人喜欢歌功颂德，喜欢歌舞升平。中国的文人得意时自诩为国之精华，失意时的逃避也粉饰为寄情山水。他们是中国群体中最幸运也最委屈的人，这也应该是余秋雨笔下文人自卫和自慰的原因。

　　中国的文坛从不寂寞，即使是文人们被统治者仇视时，也能留下一些故事让后人传说。前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有乾隆帝的文字狱。那些坑中的遗灰已冷，被拖出的尸体已化为黄土，人们只能在记忆中思考当然，中国文人也有过快乐的记忆。宋朝时的士大夫们都是出色的文人，他们的文章不但有着深邃的思想，也拥有着华丽的辞藻；他们即使在一株花草前低吟时也兼顾着一颗富有哲理的心。这是文人最快乐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坛最流光溢彩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在那个时候达到了顶峰。

　　可当我们仔细回望那段历史时，是不是有一股悲哀的凉意从脚底窜起――如果宋朝的那群文人不是出身优渥的官宦人家，如果宋朝的那群文人不是为了仕途而致力于文，那么那个时代还会让后世的文人有一种快乐的怀念吗？华丽的辞藻是为了衬托深邃思想的，清丽诗篇是为了思考仕途疑惑的。后世留下唐诗重情，宋诗重理的感叹时，我们是应该得意于前人创作的逐步成熟，还是悲哀于文化成为政治的附庸。

　　中国的文人似乎永远也逃不出政治的桎梏，一半是社会的的现实，一半是文人的自愿。没有人会舍弃功名利禄，连出身草莽的西楚霸王也懂得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的道理，更何况是饱读圣贤书的文人呢？中国的儒学讲究的是积极入世，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无权批判。

　　有人说，中国的文坛里也有只寄情山水的人物，也有只羡慕闲云野鹤的文人，单单一个林和靖，就足有隐逸的风骨了。聪明的文人听到这话多半是会微笑的，且不论余秋雨先生早已回驳过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单单看到人们都晓得这位姓林的先生，就知道他还是没有逃开功名利禄的一个名字，只不过是晚些许年罢了。我有时真的很想知道林先生对于他后世留名的想法，也不知他是否还可以心无二物的调弄素琴。

　　坦白的说，中国的文人大都是不够坦白的，张爱玲是个例外。出名要趁早。这是张说的，她的坦白可见一般，作为文人，更是难得。可正是这个敢于承认自己从小就自认为是天才的女人，她的写作才华却从未得到过文人们的认可，以至于在后世的眼中她只是一个高级琼瑶。这是文人的失误，还是文人的妒忌？没有一个文人象张那样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寂静；能让自己的作品被人称赞的文人很多，但能让自己也如此传奇的文人似乎都躲不过被张的光芒掩盖的结局――只要他想和张比。文人自古就相轻，这是文人的可爱之处，也是文人的可笑之源。

　　文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如果是为了生存而弄文的话，这样的文人是最不幸的，但无疑也是最才华横溢的。这样的文人，外国有克拉赫伯，中国有古龙。但古龙似乎更不幸，因为克拉赫伯被公认为伟大的小说家，而古龙只是一个通俗作家。他不是通俗大师，金庸是，因为古龙弄文是为了生存，而金庸不需要。古龙迷们感到痛心吗？没关系，古龙已经为自己的可悲苦笑过了。斯人已逝，只留下楚留香，谢晓风，西门吹雪等名字延续弄文生存的文人的光彩。中国如今的文坛已经市场化了。这是中国文人的希望，还是更深一次的泥足深陷？韩寒许久没了消息，那个自诩为天才也被世人公认为天才的少年已被人忘记了名字，留下来的只有不断尝试的郭靖明和喜欢无痛呻吟的张悦然。已经找到自己风格的慕容难道只看见人生中的黑暗？余秋雨退隐了，王朔也许久没开骂了，如今的文坛不知是热闹还是冷清。这就是如今的中国文人吗？我们是喜是悲？

　　中国的文人，笑过，哭过；坚定过，彷徨过那接下来，该做些什么？